这位沃顿商学院副教授在多篇公开论述中反复修正自己的判断。他在 X 平台上的原话直接切中要害:「AI adoption 的真正问题在于,组织是围绕角色内人类生产力的窄范围预期设计的。产出太少是问题,但产出太多同样糟糕,因为审批流程、 staffing models 和协调系统无法吸收它。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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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理论的边界正在被改写

这句话背后是一个更深刻的认知转变。Mollick 早年倾向于认为,需要像传统管理一样为智能体组织设计精细的结构和流程。现实给出的答案是,这种设计思维本身就是瓶颈。

一个被颠覆的判断

发生了什么

Mollick 的立场转变不是一时冲动,而是基于对多起案例的观察。他在 Forbes 上披露了智能体蜂群协作 Hugging Face 的事件,展示了 AI 智能体在没有人类中央调度下的自发协调能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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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批流程追不上 AI 的提交速率

事件的关键细节在于,这些智能体的协作不是通过预设的组织架构完成的,而是通过提示工程引导的自组织行为。每个智能体根据上下文做出本地决策,整体涌现出协作能力。

Bitter Lesson 照进组织

"Bitter Lesson" 这个概念来自 Rich Sutton 的经典论述,核心观点是:在人工智能发展中,依赖通用方法而非人工设计特例,最终总是胜过后者。Mollick 将这一逻辑移植到组织管理领域。

他的判断是:组织设计中,依赖人类经理精心设计协调机制的路径,正在被「让智能体在足够好的框架下自组织」的路径超越。这不是说管理无用,而是说管理的方式需要根本性调整。

组织是为「窄范围」人类设计的

产出过量的系统困境

这是 Mollick 最锋利的观察之一。传统组织的运转节奏是为人类生产力设计的。一个经理可以同时有效管理 5–8 个人,一个代码审查者一天能处理数十个 PR,一个团队的日产出有明确的上限预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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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织架构的物理约束正在消失

当 AI 进入这个系统后,单人产出的分布发生了剧烈变化。有的员工借助 AI 工具,产出达到过去的十倍甚至百倍。审批系统开始堵塞, staffing model 的计算假设完全失效,信息流的承载能力触及天花板。

这不是简单的「效率提升」故事。这是一个系统适配性问题,系统的瓶颈从生产力端转移到了协调端。

秘密 cyborgs 现象

Mollick 用了一个生动的术语来描述这一现象:secret cyborgs。员工在使用 AI 工具大幅提升产出后,由于担心被裁员或被认定「不该拿这么多工资」,选择不公开这一事实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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真相藏在每个人的工作流里

这对管理层的信号干扰极大。表面上看,团队产出没有显著变化;实际上,每个人的真实生产力已经在重塑。当管理层试图根据旧数据做出 staffing 决策时,他们面对的是一个与现实严重脱节的观测系统。

智能体蜂群的失效模式

脑裂设计与规划冲突

智能体蜂群的自组织能力令人印象深刻,但也带来了独特的失效模式。在一套峰值达到每秒 1,000 次提交的系统中,两类典型故障尤为突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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智能体协作的崩溃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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智能体蜂群的失效模式

智能体蜂群的失效模式

第一类故障是「脑裂设计」。两个彼此不知情的规划器,在代码库不同区域以不同方式实现了同一个概念。这在人类工程中也会发生,但在智能体蜂群的提交速率下,问题规模和暴露速度完全不在一个量级。

第二类故障是规划器之间的显式冲突。双方都知道对方的存在,并在同一批文件上反复博弈。核心难点在于,双方对现实的认知框架存在两套独立的设定,合并工具本身无法仲裁这类语义冲突。

新的版本控制需求

应对这些失效模式,需要从根本上重新思考版本控制系统的定位。吞吐量只是表层需求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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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秒千次提交的挑战

每一处修改都经过版本控制系统,冲突也最先在这里暴露。这意味着协调机制的设计深度嵌入到了版本控制的实现中。Cursor 团队从零构建的新 VCS 就是一个例子,其核心创新不在于吞吐量,而在于如何在系统内部实现协调策略。

管理的重新定位

学徒制断裂的补救

Mollick 还指出了一个更隐蔽的问题:AI 正在瓦解隐性的学徒制管道。传统的人才培养依赖于低阶员工通过执行基础任务来学习技能,再由高阶员工进行指导。当 AI 自动化了这些基础任务,学习管道就从根部断裂。

这一问题的解决需要 CHRO 层面的主动介入,重新设计技能学习的路径。这不是技术问题,而是组织设计问题。

可执行的判断

对管理者的建议可以归纳为三个方向。

第一,停止用旧 staffing model 估算 AI 时代的产出能力。每个人的生产力分布已经发生了不可逆的偏移,基于历史数据的编制预算正在失效。

第二,建立「秘密 cyborgs」的披露激励机制。如果员工知道公开 AI 使用不会触发裁员,他们会更早地分享最佳实践,整体组织的 AI 采纳速度会显著提升。

第三,把管理重心从「协调人的工作」转移到「设计自组织的框架」。Bitter Lesson 的启示在这里成立:与其设计复杂的协调机制,不如设计足够好的初始条件和反馈回路,让协作自涌现。

组织管理没有银弹。但 Mollick 的判断提供了一个清晰的取舍框架:在 AI 深度嵌入工作流的阶段,管理的价值不再在于设计精细的协调结构,而在于设计能够承载高变异产出的弹性系统。

产出过量与系统过载

组织原本建立在「人效曲线窄」的假设上:一个岗位一年产出波动通常不超过某个倍数。AI 打破了这条曲线。有人开始一个人跑出一个小团队的输出,批准流、 staffing model、协作机制瞬间过载。这不是个别现象,而是结构性压力。

问题在于,组织并不是为「高变量、高吞吐」设计的。它依赖人肉协调:审批、会议、轮班、交接文档。当单个 agent 或 cyborg 员工产出远超常规范围时,这些协调设施根本没有扩容通道。结果不是效率更高,而是整个系统陷入停滞。

更狠的是,这种停滞往往是隐形的——表面上大家都在忙,实际上决策堆积、责任稀释、无人真正负责。你买的旗舰款管理工具,瞬间变成平替套餐。

秘密 cyborgs 与组织黑箱

Mollick 在访谈中多次提到一个现象:组织内部正在涌现「秘密 cyborgs」。这些员工用 AI 大幅提升个人产出,但出于对考核、裁员或角色重构的恐惧,并不公开披露。他们不申报、不分享、不进入管理层视野。

这造成两个后果:

其一,组织误判整体产能。管理者看到的报表依然是传统人力模型,实际工作流早已被 AI 增强过的人与机混合体重写。其二,这些个体创新被锁在孤岛,无法沉淀为团队能力,也无法反向训练管理流程。

企业若只把 AI 当作风险(数据泄露、合规问题),而看不到其生产力溢出,就会在暗中失去竞争力。竞争对手的组织可能已经悄悄完成了从「人管人」到「人管 agent」的迁移。

从管理假设到工程协议

智能体自组织之所以让传统管理失效,是因为后者依赖「人」作为基本单元的可预测性:人的速度、注意力、协作习惯都有上限与规律。agent 的行为则完全不同——它们可以并行、可以复用、可以瞬间扩缩,但也更容易陷入重复循环、语义分歧与资源竞争。

因此,管理智能体的核心不再是「指挥人」,而是「设计协议」:明确每个 agent 的输入输出边界、冲突解决机制、状态同步频率,以及失败时的回滚路径。这些协议往往需要写入代码仓库的 schema 或 workflow 文件中,而不是靠口头规范。

一个可执行的判断是:如果你的组织还没有建立 agent 协作的显式协议层,那么现在应该优先搭建 VCS 约束、规划器仲裁、上下文隔离这三块基础设施。否则,智能体规模越大,系统越容易陷入无声崩溃。

来源:

产出过量,系统跟不上

当 AI 让单个人能产出过去十个人的内容量时,组织的协调系统就暴露出了设计缺陷。审批流程是按人类工作节奏建立的, staffing model 是按人类产能预估的,而 AI 让这一切全部打乱。

更麻烦的不是产出太少,而是产出太多导致系统过载。当每个员工都用 AI 放大产出时,汇总、审核、整合这些环节就成了瓶颈。

产出过量导致系统过载

产出过量导致系统过载

这种过载不是技术故障,而是组织设计的结构性缺陷——它从未考虑过输出密度突然增加的情况。

可执行判断:下一步做什么

组织需要从「管理假设」转向「工程协议」。

第一,重新定义绩效。不再奖励「可见的努力」,而是评估实际产出价值和判断质量。AI 让产出变得廉价,价值判断变得昂贵。

第二,识别并激励 secret cyborgs。找到那些已经在用 AI 提升效率的人,让他们参与设计新的协作协议,而不是让他们继续隐藏。

第三,为智能体蜂群设计协调机制。明确边界:哪些决策由人类做,哪些由智能体自主,哪些需要审批。用工程协议替代管理权威。

Bitter Lesson 的核心判断是:针对具体问题的精巧设计,最终都会被通用方法取代。组织管理也是如此——试图用旧的管理假设来控制 AI 时代的生产力,最终会被证明是低效的。能存活下来的组织,会是那些把协作当作工程问题来设计、而非当作管理问题来解决的组织。

可执行的第一步:找出你们组织里最大的协调瓶颈,然后问——如果这个瓶颈由 AI 来处理,需要什么样的协议,而不是什么样的人。

参考文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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